【当代广西】刊发我校党委书记邓军理论文章《“中国农村派”与广西师专革命精神的培育》

3月3日,《当代广西》2022年第5期刊发我校党委书记邓军理论文章《“中国农村派”与广西师专革命精神的培育》。文章深刻剖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派”对当时的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广西省立师专(抗战后改名为桂林师范学院)的影响。在陈翰笙、薛暮桥、刘端生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从传播革命主张到捍卫土地革命,再到铸就革命力量,他们在广西师专的实践活动为当代广西高校依托革命精神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派”在广西师专期间,通过课程育人、社团育人和实践育人三种渠道,传播了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效提升学生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塑造了学生的革命精神,直接影响了许多广西师专的学生投身革命事业,助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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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派”与广西师专革命精神的培育

作者:邓军 来源:《当代广西》2022年第5期

陈翰笙(1897.2.5—2004.3.13),原名陈枢,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创始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在陈翰笙带领下,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应用于探索中国农村问题,先后在华东、华北、华南等地区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并于1933年创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农研会”),1934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他们利用这些平台,揭露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本质特征,为党领导土地革命和农村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团结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如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和秦柳方等,在国内外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一般将当时这些从事中国农村调研、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的中共知识分子称为“中国农村派”。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农村派”在广西各地进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之时,与当时广西的高等学府——广西省立师专(抗战后改名为桂林师范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早来广西进行农村调研的“中国农村派”知识分子是薛暮桥。1933年2月,薛暮桥经陈翰笙介绍到广西师专任教,主授农村经济学;此后薛暮桥又介绍刘端生到广西师专教授农村调查,二人一同带领学生进行广西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而陈翰笙则是在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2月乔装乘船前往桂林,主持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业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并担任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这三位“中国农村派”的领导骨干在广西师专从教期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融入教学实践之中,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主张,并带领学生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直接影响了许多广西师专的学生投身革命事业,为培育广西师专学生的革命精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理论探究:传播革命主张 


1933年2月,薛暮桥到广西师专任教。开学那天,薛暮桥作为新教员讲话,现场进行了《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演讲,他批评各种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农村团体的错误主张,并借此宣传党的农村变革主张。演讲结束后,校长杨东莼和生活指导主任朱克靖与他握手,表示赞赏。


当时,广西师专开设农村经济学课程实际上是在宣传贯彻党的六大路线。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决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反帝反封建的、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革命路线。为此,薛暮桥编了一份教材提纲,其“内容有中国的土地关系、租佃制度、借贷制度、雇佣制度、税捐制度、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等问题”,并利用他所掌握的调查资料,说明在中国经济中封建剥削关系还占主导地位。


其时广西师专倡导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自学。每天仅上午上课3小时,下午则让学生到校图书馆选阅自己爱看的书籍,组织各种讨论会。校图书馆购买了大量当时所能买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也购买一些改良主义等派别的著作,让学生自己阅读讨论,以培养他们的辨别能力。薛暮桥把来自广西6个不同区域的学生分成3组,分组讨论他讲课的内容,再让学生与其当地的情况进行对照。当时广西有9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学生在广西师专学习,这让薛暮桥可以更快速地了解广西各地农村经济状况。同时,在学生们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书籍后进行的讨论活动中,薛暮桥则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指导和鼓励学生讨论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等问题,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学生。这种讨论让彼此获益,既让学生们加强了对进步思想的理解,也让薛暮桥发现广西的封建关系远远超过东部沿海地区,保存着更多的奴隶制残余。

 

调查论战:捍卫土地革命


1933年,薛暮桥发起成立广西师专农村经济研究会,受他教学影响的百余位进步学生参加了研究会。是年暑假,研究会全体成员在薛暮桥的组织和领导下,利用暑假参加广西全省范围内的农村经济大调查,总共印了1万多份的调查问卷发给学生。薛暮桥带着最优秀的学生刘敦安前往苍梧、博白、玉林、邕宁(今南宁)和龙州等地调查,其余的学生领表返乡就地调查。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广西6区38县74村4919户,最后选择了调查质量较好的22县48村2857户的材料进行土地分配、农业经营、租佃制度等方面的统计。开学后薛暮桥连同他介绍到师专的农村调查教员刘端生带领几个学生一起审查、整理和汇总这些资料,撰写和出版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这个调查报告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一时间,使得广西师专成为了全国研究乡村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这次调查对师专学生影响很大,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学生们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撰写了多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或文章,相继发表在校内外的刊物上。他们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成果和报告,至今仍然是学术界研究广西民主革命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标志性历史文献。


1935年春,广西师专内有人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公开辩论,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取缔土地革命。为了捍卫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在党员教师和党外进步教师的指导下,陶保桓等一批进步学生勇敢起来回应。他们充分利用跟随薛暮桥调查所得的资料和理论认知,系统地批驳了反动的理论观点,坚持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时,党员教师和进步知识分子还就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发表了不少讲演。这场辩论使进步师生明辨了是非,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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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1904.10.25—2005.7.22),原名薛雨林,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团结引领:铸就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西师专的课程办得十分之“红”,有教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其中薛暮桥就是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在薛暮桥等进步教师的指导和课程的熏陶下,学生思想进步很快。据薛暮桥回忆,他所带的那一届学生毕业后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是刘敦安、麦世法、梁寂溪3个人毕业后去香港找党组织,经广西籍老党员陈勉恕的介绍,在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刘敦安联系南方临时工委与郁江特委,并在南宁和桂林的几所学校发展了一批党员,重建党组织。他们在这一时期成为广西党组织的骨干分子,并为广西日后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中,为革命捐躯的广西师专学生有刘敦安、麦世法、胡承桃、余会之、陈达伍、谢锡贤、陶保桓、张镇道等人(刘敦安曾在抗战期间任皖干训团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皖东训练班教育长,还参加过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梁寂溪、李隆等一批学生担任过广西部分厅局领导职务。正应了薛暮桥所说的:“白崇禧把我们都驱逐出境了,但他除不尽我们播下的革命种子。”


1942年春,陈翰笙到达桂林,在任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时,他每个星期上课3次。在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业合作研究所工作时,陈翰笙同简竹坚、张锡昌一起出版《中国工业》月刊,并参加了当时在桂林的《中国农村》月刊出版工作。在桂林期间,陈翰笙还利用合法的教授身份,向外国记者公开了廖承志同志被蒋介石秘密逮捕的消息。经外国记者报道,何香凝、宋庆龄出面救人,国民党政府最终开释廖承志。1943年11月,桂林召开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大会,陈翰笙邀请英国驻两广代理总领事班以安到会,报告英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很多在桂的中共党员都到会听了报告,以此渲染反法西斯的文化氛围,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启迪后世:培育时代新人


革命精神对于高校时代新人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革命精神融入高校时代新人的培养不仅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新内容,而且也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关键所在。80多年前,“中国农村派”的知识分子在广西师专的实践活动为当代广西高校依托革命精神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了光辉的典范。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革命主张融入课堂教学的全过程,通过“课程思政”的方式为广西师专的学生提供了学习革命精神的主渠道。同时,通过设立广西师专中国农村研究会、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等革命社团,为广西师专学生提供了浓厚的校园社团育人氛围。最后,通过组织、参与农村调查,撰写调研报告和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辩论,让广西师专的学生在充分获得革命体验中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革命理想信念。


“中国农村派”在广西师专期间,通过课程育人、社团育人和实践育人三种渠道,传播了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效提升学生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塑造了学生的革命精神,直接影响了许多广西师专的学生投身革命事业,助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这,正是“中国农村派”的革命前辈留给当代广西高校思政工作者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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